许又开的拐杖声在展厅里回荡，一下，两下，三下，不紧不慢，像某种古老的计时器在倒数。

他没带保镖，没带助理，连手机都没拿。就一个人，一根竹节拐杖，一件对襟衫，站在展厅门口，头顶上的射灯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一直拖到楼明之脚下。那个影子的边缘很模糊，像是墨水滴在宣纸上洇开了一圈，看起来不像一个人，倒像一团正在缓慢扩散的阴云。

楼明之没有动。他的右手还插在外套口袋里，握着那枚青铜令牌。令牌的温度在升高，从温热变成了灼热，像一块被放在火上烤了很久的铜片。他以前不信这些神神道道的东西，但这两个月他跟谢依兰学了不少江湖上的讲究——比如有些信物跟旧主之间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应，离真相越近，信物越烫。

谢依兰把青霜匕握在手里，刀尖朝下，刃口朝外。她没有摆出攻击的姿势，但楼明之注意到她的重心已经移到前脚掌上了，这是青霜门轻功的起手式，进可攻退可逃，是保命的架势。

“许先生，”楼明之开口了，声音不咸不淡，像是在跟一个不太熟的邻居打招呼，“这么晚了，您还不休息？”

许又开笑了笑，拄着拐杖往里走了几步，在离他们大概五步远的地方停下来。老头弯下腰，从地上捡起一样东西——那是刚才谢依兰用来撬锁的钢针。他把钢针放在掌心里端详了一下，然后抬头看谢依兰，目光里甚至带着一丝赞赏。

“青霜门的‘探云手’，用钢针撬锁，是基本功。据我所知，青霜门第三代门主曾经用一根发簪撬开了大理寺天牢的铁锁，救出了被冤枉的忠良之后。江湖上都说那是侠义，放到今天，叫破坏公物。”他把钢针还给谢依兰，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课堂上讲一段无关紧要的历史，“你比你师叔年轻的时候手法更利索。她当年撬我们杂志社的档案柜，把锁芯捅坏了，害我换了三把锁。但她手法不及你——你刚才开锁的时候，手腕抖都没抖一下，力道用得恰到好处。这份腕力，没十年功夫下不来。”

谢依兰接过钢针的动作顿了一下。她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线，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翻涌，但她没有问“你怎么认识我师叔”。她不需要问，因为她忽然明白了一件事——许又开今晚不是来抓贼的。他是来叙旧的。一个在深夜里独自一人走进漆黑展厅、面对两个正在窃取他私人收藏的人，不喊保安不报警，而是聊起了上一代人的陈年旧事。这种人要么是活菩萨，要么是活阎王。许又开怎么看都不像菩萨。

“你既然知道我们要来，”楼明之把话头接过来，往前迈了一步，不动声色地把谢依兰挡在身后，“那就别绕弯子了。青霜匕为什么在你手里？”

许又开没有马上回答。他走到展柜前，低头看着那块空了的深红色丝绒垫，伸出手指在丝绒上轻轻划了一下，留下一道浅浅的印痕。然后他抬起头，目光越过展柜，落在谢依兰手中的匕首上。

“这把匕首，是我三年前从香港一个私人收藏家手里买回来的。”许又开说，“花了八十万港币。那个收藏家告诉我，这把匕首在二十年间被转卖了七次，从镇江到广州到澳门到新加坡，最后流到了香港。”

“七次转卖，”谢依兰的眉头皱了起来，“每一次都有记录？”

“恰恰相反。每一次都没有记录。”许又开慢慢走到展厅角落的一排折叠椅旁，抽出其中一把，展开，坐了下来。竹节拐杖靠在腿边，双手交叠放在拐杖头上，姿态安详得像一个在公园里晒太阳的退休老干部，“一把杀了人的凶器，在二十年里换了七个主人，却没有留下任何交易记录。这件事本身就足够写一本小说了。”

谢依兰低头看手里的匕首。她的拇指按在鹤眼上那颗鸽血宝石上，能感觉到宝石的边缘有一圈极细的凹槽。之前她以为那是宝石的镶嵌痕迹，但现在她的手指能分辨出凹槽的深度和宽度并不是镶嵌需要的——它太深了，深到像是刻意留出来的缝隙。有人在告诉她：旋开这颗宝石，答案就在下面。

“凶手不是你？”楼明之问得很直接。

许又开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转头看向展厅墙上那幅巨大的海报——海报上是他自己，笑着，温润儒雅，头顶是那行烫金大字。他看着海报里的自己，看了很久，久到展厅里的空气都开始变得黏稠，然后他问了一个毫不相干的问题：“楼先生，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在镇江，办这场展览？”

楼明之没有答话。他知道许又开不是真的在问他，老头是在自问自答。

“因为这是最后一个地方了。”许又开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展厅里显得格外清晰，每一个字都像是经过了深思熟虑才被允许出口，“二十年来，我去了很多地方，想了很多办法，想洗掉这把匕首上的血。但洗不掉。既然洗不掉，那就把它放在该放的地方，让该来的人把它拿走。我老了，等不动了。有些事，再不做，就没有机会做了。”

他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声音忽然变了，不再是那种温和儒雅的老先生腔调，而是带上了一种极深的疲惫——是一种背了二十年重物、终于可以把担子放下的人才会有的语气。楼明之在那句话里听到的不是忏悔，也不是辩解，而是一种接近于解脱的东西。一个负重走了二十年夜路的人，忽然看见天边露出一丝白光，那一瞬间，他不是高兴，他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