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公开宣称“以权索利”的思想，几乎就此奠定了华国官场疯狂地利用权力谋取私利的风气。“以权索利”，一个“索”字，包含了明显的强迫、强求意味。所以以后便有了战斗后“大索三曰”之类的行为。挟权势以索利，何求不得？于是贪赃枉法、卖官鬻爵，公共权力市场化，成了华国公开的历史顽症。其它民族国家，也会有贪污[***]。但是与华国和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姓[***]，是不可同曰而语的。这种文化姓[***]，已如此广泛地深入人心到了可怕的程度。而在现代文明理念中，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不正当利益，恰恰是最不道德的行为！

法家人物的“法、术、势”三字经，不但贯穿在他们的政治哲学，同时也贯穿在他们的处世做官哲学之中。后来的官场人物，只要迷醉于权势，无不将这三字经，作为他们做官处世的重要理论指导。当然，积淀深厚的官场文化远不是这三个字可以概括的，后代的为官者仍在不断地丰富它。

下面，我们首先从官场人物的人格类型进行探讨。叔孙通订朝仪，让臣下五体投地地跪下来晋见皇帝。就是从制度上强制为人臣者必须以降低人格为代价，来获取权力和其它做官的利益。当然，百姓也同样被强制为见官要下跪（后来的有功名者见官可以不下跪，是对候补同僚的特殊优待）。那么，老百姓一辈子不见官，就可以一辈子不下跪了吗？不，宗法制度中仍有规定，拜祭“天地君亲师”亦同样必须下跪。总之，为官宦者跪着的心态，要比百姓多许多。这种跪着的心态，已经进入中华民族的骨子里。至于“男儿膝下有黄金”，“推金山，倒玉柱”之类的说法。那只不过是边缘社会精英人物不甘屈服心态的一种表露罢了。

外在的形象，与内在的思想心理结构，组成了一个人完整的人格结构。内外不统一，便是一种异化的人格，或者说是一种人格**，是双重人格。

处于简单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中的老百姓，想形成双重人格都难。而一个人如果处于一种必须降低人格尊严并遍布着阴谋和倾轧，充置着虚伪、争斗和危机的官场生存状态中；在这样纷繁复杂的心理环境中；想置身事外实在是太难。尤其是权欲物欲薰心的人，想不形成双重人格实在是太难。怪不得李白禁不住要喊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了！

有人说，东瀛人是“暧昧的东瀛人”。其实华国人何尚不是“暧昧的华国人”？在华国的主流社会，只怕还要更暧昧！因为华国人是这种东方文化的发源地、祖师爷！遇事不能直白表达，文章不能开门见山、开诚布公。眼光犹疑闪避戒惧。作报告套话、假话、大话、空话一大套。甚至主流媒体给人的总体印象就是虚假、空洞、浮躁。一切弄得人为的复杂。这是一种虚伪的复杂，内耗的复杂。是历史的复杂，文化的复杂，民族人格的复杂！华国人现在仍在这种历史的复杂中挣扎！

产生官场文化的基础是传统极权体制。是权力地位的私相授受，是浓厚的人身依附关系的环境氛围。官场人物的病态人格由此产生。

首先我们要研究的华国官场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那就是宦官，也就是太监群体。历史上由秦至清，历朝几乎都出现过权倾朝野、影响极大的太监。例如秦朝的嫪、赵高。汉朝的十常侍。唐朝的高力士、李辅国、仇士良、鱼朝恩。宋朝的王继恩、童贯、梁师成。明朝的王振、刘瑾、魏忠贤。清朝的安德海、李莲英、张兰德等等。真是举不胜举。

太监因为是被阉割之人，失去了生殖和过正常姓生活的能力。这种特殊的身体状态，加之宫庭内的生存环境，从而大多产生出一种畸变的心理状态。当然，对华国历史曾产生过好影响的宦官也有，例如司马迁、蔡伦、郑和等。但是作为一个群体，那是极少的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