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小虎的背影，吴零对他的感觉是越来越满意了。确实，小虎的能力还是很不错的，尤其是对方并没有沾染上其他一些军人的毛病，他现在还只是一个真正的军人，而不像是其他的军人已经渐渐的开始变成官员。

华国官场，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场所。其成员构成、生存状态、生活方式、环境氛围、游戏规则等，都与社会其他阶层大异其趣。因此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场效应”。这种官场的场效应，产生和发展了二、三千年。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这就是官场文化。

华国的官场文化，源远流长，积淀深厚。法家、兵家、儒教等思想流派，与历代的帝王权臣，及后宫的宦竖嫔妃都对其发展多有贡献。

这种文化，到了清末民初，终于有了一个初步的总结。这些本来“不足为外人道”的术数，这些只隐藏于历史及由官场中暗地师承的学问。被厚黑教主李宗吾先生作了系统的解读。他发现：“一部二十四史，一言以蔽之，厚脸皮，黑心肠而已”。他对厚黑学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喜怒哀乐皆不发谓之厚，发而无顾忌，谓之黑，厚也者天下之本也，黑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至厚黑，天下畏焉，鬼神惧焉，昏君歼臣无一**不黑，即使名君贤臣也未必又薄又白。”可见在华国，“不是彻底地厚颜黑心，便不能成为大歼大雄”。这是对华国传统极权社会的政治黑暗和官场[***]，入木三分的洞烛！

宗吾先生总结出来的求官做官六字真言，办事用的“锯箭法”、“补锅法”是华国官场中人奉行的官场哲学。这些官场哲学，首先要求求官做官者，必须有强烈的权势欲。而且要善于投机钻营，损公肥私。要不惜降低人格，卑躬屈膝，会胁肩谄笑，溜须拍马。要敢于欺下瞒上，不择手段。要能装聋作哑，难得糊涂。办事不但不需要有责任，有担待。而且为了个人利益还要会吹嘘，善推诿，甚至要敢于把事情办坏，而且敢于不负责任。就是这样一个奉行着潜规则和负道德人生哲学的群体，充置着华国的统治阶层，主导着华国的历史。怪不得明儒顾炎武要痛心疾首地说：“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

在华国社会中，主流社会和民间社会，在价值取向、是非评判、道德准则、行为规范、游戏规则等方面，长期不能取得一致。甚至出现明显的背离和反差。这样的社会，要获得长期稳定和有序渐进的发展，是相当值得怀疑的。

华国官场文化的产生，法家人物是先期的奠基者。法家人物奉行的政治哲学、处世哲学、人生哲学是相当统一的。他们的政治哲学，被完全地照搬到人生处世哲学中。鬼谷子的“揣”“摩”二篇，韩非的“事君八术”，可谓是官场事君术的肇始之篇。法家人物的思想内核，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帝王术”。（以后历代许多儒法兼容人物的“帝王师”迷梦，亦由此而来）。在政治上鼓吹尊君和加强君主权势，鼓吹强权政治、迷信极权统治，以**为主要手段。从而给华国后来统治者的暴虐无良、刻薄寡恩、视百姓生命如草介提供了理论基础。他们在人生哲学方面，功名利禄之心特别严重，奉行“以权索利”，奉行“势者，胜众之资也”，奉行“用计算之心以相待”。认定助纣为虐的目标。为达目的，不惜采取一切不道德的手段。对人民采取最残忍、最暴虐的政策。这种残暴，严重地残害了当时的人民，也伤害了他们自己的心理，和他们为之服务的君主的心理。而且逐步造成了整个民族文化中，残害、漠视生命的恶习。造成了整个社会对弱势群体悲惨命运缺乏悲悯情怀的氛围。

法家人物这种恶劣实用主义、恶劣功利主义的思想。奠定了华国官场文化的基础。奠定了官场人际关系的基础。使华国主流社会的人际关系，经常处于一种尔虞我诈、倾轧争斗的恶劣状态中。这与儒教人物虚伪的空谈仁义爱惠，正好形成了官场人物双重人格的恶劣道德状态的正反两个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