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水敲打着台北重庆南路的公馆窗户。

声音细密，绵长。

像无数根针，扎在1954年的暮色里。

林默涵坐在书桌前。

手里捏着一支派克金笔。

笔尖悬在纸上，迟迟没有落下。

纸上只有一个地址：台北市大同区归绥街147号，“明星咖啡馆”。

还有一个时间：明晚八点。

以及一个名字：苏曼卿。

他应该去。

组织需要恢复联络。

但风险太大了。

魏正宏的网，已经撒向整个台北。

他放下笔，揉了揉太阳穴。

左肩的旧伤，在阴雨天隐隐作痛。那是上个月在高雄，为了掩护老赵撤退，被弹片擦伤留下的。伤口不深，却像一根刺，总在关键时刻提醒他——你已无路可退。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

窗帘缝隙外，重庆南路湿漉漉的。

霓虹灯在雨雾里晕开，红绿交错。

一辆军用吉普车疾驰而过，溅起一片水花。

路边行人匆匆，没人抬头看天。

这就是台北。

繁华，压抑，到处都是眼睛。

他转身，目光落在墙角的收音机上。

那是他唯一的娱乐。

也是最重要的信息源。

每晚八点，中央广播电台的“各地风光”节目，会播放一首《阿里山的姑娘》。

那是平安的信号。

如果不播，就是警报。

今晚，播了。

歌声婉转，却带着刺耳的电流杂音。

林默涵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窗台。

节奏，是摩斯码的“等待”。

他在等。

等一个机会。

等一个能让他安全走出去的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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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刻。

台北青岛东路，军情局第三处办公室。

魏正宏站在窗前，手里端着一杯冷掉的咖啡。

脸色比咖啡更难看。

办公桌上，摊着一份厚厚的档案。

照片，资料，审讯记录。

全是关于“沈墨”的。

高雄的那个商人。

太干净了。

干净得让人心慌。

他翻到最后一页。

是张启明的供词。

“戴金丝眼镜，身高约五尺九寸，说话带点闽南口音，喜欢用派克笔……”

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眼。

魏正宏放下咖啡杯。

杯子底磕在桌面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他走到保险柜前，转动密码锁。

咔哒。

柜门开了。

里面除了文件，还有一瓶安眠药。

他拿出来，倒出两粒，干咽下去。

没有水。

苦涩的味道，从舌根蔓延到心底。

他回到桌前，重新翻开档案。

指尖停在“沈墨”的一张生活照上。

照片里，男人温文尔雅，嘴角挂着恰到好处的微笑。

像所有成功的商人一样。

但魏正宏总觉得，那双眼睛背后，藏着什么东西。

不是商人的精明。

是更冷的东西。

像冰。

“处长。”门口响起报告声。

机要秘书江一苇走了进来。

手里拿着一份加密电报。

“基隆港的消息。‘中兴轮’昨天的乘客名单，已经核对完毕。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魏正宏没抬头。

“继续查。查他来台湾前的经历。福建晋江，早稻田大学……我要知道他每一天干了什么。”

“是。”

江一苇应了一声，转身要走。

“等等。”魏正宏叫住了他。

目光锐利地扫过江一苇的脸。

“你跟了我几年了？”

“三年零四个月，处长。”

江一苇回答得毫不犹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