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菊最终在半推半就中进入了司法程序。按照规定，市公安局应该首先成为被告，作为其法人代表的公安局长应该出庭候审。这可难坏秋菊了，或者说这可吓坏秋菊了。在整个上诉过程中。公安局长扮演的是好人角色，一直在帮助她，甚至还用小轿车载了秋菊一程（这在当时的农村人看来可是一个了不起的荣誉）。然而现在，公安局长却首当其冲要成为挨板子的对象，这完全超出了秋菊对整个事件的理解范畴，成了秋菊遭遇的一次奇幻。她喃喃地说：“我告的是村长，不是局长。局长出庭，我就是不去。”这是一位农妇最真实的心声，对于保守的国人来说，道理就该如此，对于一个需要被唤醒的民族来说，这显得太无奈。

影片快结尾，秋菊分娩在即，不幸遭遇难产。家人和接生婆都束手无策，只好想办法送县城医院。当时正值大年30除夕夜，乡里人都上邻村看戏去了。这送人去县城全得靠人手抬脚赶路，可哪里去找帮手？按照普通的是非逻辑，正好没去看戏的村长绝不会成为秋菊一家的请求对象，但我们看到，当事者是毫不犹豫地决定去恳求村长，借助村长权威再拉上几个人一起完成这趟差事。当然村长这边也有戏码，先是用不太好听的话讽刺了秋菊一家，但紧接着他就骑着自行车顶着寒风去邻村找人了。这样的村长是真实的，有牢骚，但却并不铁石心肠；有记怨。但仍按人情办事。

秋菊母子平安了，孩子满月摆酒设宴，大伙都已经入席，却迟迟不见村长，他可是秋菊一家请了很多次才答应前来的。村长的妻子说：“他还在家里洗脸刮胡子呢，像过节一样。”村长的这一行为细节充分说明了他对孩子满月的重视。对秋菊一家宴请的尊重，同时他也想借此机会能够平复两家的争斗。大家都在静候村长的到来，最戏剧化的一个幕出现了：村长还未出门，就被市公安局以故意伤害罪抓上警车，依法刑事拘留15天。秋香听闻慌张失神，飞也似地冲向村长家。但闻着警笛声，望着空旷的马路，她只剩下一脸茫然：“我只是要个说法，没有说要让公安局抓人啊？”

至此，好戏的上演终告落幕。《秋菊打官司》是激进的，但激进不是它的目的，它比政治意味更深入了一层，进入到了民族文化的要义之中，这就不仅仅是在回应和考量时代，而是在反观和拷问历史。真正的好戏就在这里面，人情、面子、权利、权力四者的纠缠不清才是90年代乃至当前最具普遍性的社会戏码。国家上层很可喜地具备一定的法制先导，但民间的接受却存在巨大的文化堕距，公民的建构所面对的障碍既来自体制又来自还未成形的公民自身。这是制度与文化的矛盾，也是一个民族自身的悲剧性辩证。

秋菊家要建一个辣子楼，村长不让，因为上头文件在这里，这是现代秩序，是法律文明。

但是秋菊的男人骂村长“下辈子断子绝孙，抱一窝母鸡。”村长一生气，踢了男人的下身这又是乡土社会的经典作为了。

中国社会分为两套秩序，一是乡土社会的民间秩序，一是官方的秩序，这在中国农村尤其体现得明显。

在农村，最大的权力者是村长长老，民间舆论是评判行为的最主要力量，人情是联系人们关系的最大纽带。面子是他们所追求的东西。而在现代秩序中，权力者是公安局，是政府，评判行为的力量是法律，是国家强制机关，联系人之间关系的是合作关系或者利益，利益是人们的追求。

而这里的秋菊，她就是要通过现代秩序，法律程序来解决一个乡土内的问题，因为通过乡土秩序她无法解决，而总认为法律，公安这些外来的官方物事是高高在上的，是有效的，可是，这些适合的也许是城市社会，并且即使适合你。它给你的也只是它们觉得重要的东西，比如钱，那两百块钱就是最好的赔偿，他们认为。可是。秋菊要的是一个说法，不是钱。

但是从这里，你是找不到的，你要赔礼道歉，这是面子问题，是乡土社会看重的东西，法律上没有这东西。

而且到最后。这两套体系的冲突到了极其尴尬的地步。

村长不计前嫌半夜抬难产的秋菊去生孩子，还是大雪天的，如果没有村长，秋菊可能就死了，儿子也可能没有了。

秋菊感谢村长，要村长来喝满月酒，可是在喜乐的热闹气氛中，村长却被抓走了。因为按法律程序，村长构成了犯罪，要坐牢。

然后影片以秋菊的尴尬结束了。

这种尴尬其实也是两种体系的冲突尴尬。

这种冲突的产生就是秋菊这个倔强的女人跳出来。非要讨个说法，于是，产生了冲突。

当然，我们甚至在这个普法的时代背景下将秋菊作为学习法律运用法律的典范，特别在那个九十年代，更具有现实意义。

但是，乡土社会的规范又该怎么办？

那毕竟是已经形成了几千年的，并且一直存在着，忽略不了的。

很多人做事做不好，大概都是由于其野心远在其能力之上。所以后来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被人骂呢。这部秋菊打官司还不错。原因就在它够简单。通篇看下来，其实塑造的只有一根筋的秋菊这一个人物，村长作为虽爱面子却又为民办实事的党的基层好干部，也算半个人物吧，其余的角色都只能当道具看待。

这部电影很“中国”，环境充满了乡土味。人情世故也充满了乡土味，凡事不要较真，凑凑和和，就能过上顺心日子，而非要认死理，就会弄得大家都不好过。李安的《喜宴》也有一个很中国的内核，但毕竟没有这么浓的乡土味，而且戏剧冲突很强，不似本片这么内敛，也就显出李导与张导比，毕竟跟真正的中国文化隔了一层。

在《独唱团》里看到罗永浩写的自己“秋菊男”的故事。年轻的老罗去告状，虽然最终放弃，但年少时的他已做了一些维权的尝试。

原以为《秋菊打官司》是部灰暗的电影，秋菊的男人被村长打伤，之后应该是走上艰难的维权路。但电影看完，再看看今天，如果电影里讲述的故事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的话，彼时的秋菊可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可以说秋菊生活在一个“童话的时代”。

秋菊家未经批准，在自家耕地上建房。村长前去制止，言语不合，秋菊的男人讽刺村长生不出男娃，村长一气之下踢了秋菊男人的下身，造成伤害。之后秋菊先是给丈夫看病，接着便是维权。

1、医生太敬业了

电影一开始，秋菊送丈夫去看病。医生正在屋里劈柴，简陋的医疗环境让人想起这人只是个江湖游医，肯定会骗秋菊不少钱。但后来发现，这个其貌不扬的医生判断准确，开的药也是治病的，没有要人命。

要是到现在，农村妇女秋菊看一趟病，估计就要遇见不少骗子，治病的花费也会倾家荡产。

2、村长“太客气了”

村长执法，有理有据，错在动手打人，之后对打人的事实也从来没有否认，只是脾气倔不愿意认错赔偿。而今天，村长多是村霸，干的是克扣补贴款，私卖集体财产的事儿。要说打人，踢一脚真是太客气了，少说也得是群殴，打了人肯定也不认。

3、派出所的民警“太公正了”；

也是为了争口气，秋菊走上了告状的路。第一站找到镇派出所的李警官，李警官允诺三天内上门调解。调解结果是村长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村长也答应赔偿。至此，秋菊的状应是告完了，第一站便得到了解决。这个李警官态度好，效率高，做事考虑的周全。后面还有他为了缓解村长和秋菊家的矛盾自掏腰包买东西送给秋菊的情节。

4、市公安局领导太亲民了

秋菊的状告到了县公安局，县公安局的结果和乡派出所的调解结果一样。秋菊不服，告到了市公安局。其间还遇见个好心的宾馆老板。而这个宾馆老板竟然有市公安局长家的地址。秋菊按地址还真找到了市公安局长家，局长不但听了她的陈述，还用小车把她送回了宾馆。

后来，秋菊对市局的处理结果仍不满意。再次找到局长，局长建议她起诉公安局，还好心的推荐律师，其间还请秋菊在路边摊吃了饭。

在今天，这些你能想象的到吗？

这是一部和谐的电影。没有恶霸，没有态度差效率低的公务员，局长可以在办公室门口等到。可以平易近人。电影里最坏的角色只是个绕路多收钱却也卖力蹬了半天车的三轮车夫。

看这部电影时，我始终走不出“现代人”的思维局限。影片每一个的情节转变，我都会用现时的情况猜测一下秋菊可能会遇见的各种困难：我们每天都在提防着各种骗局，遇到在政府机关的各种办事难。

电影只是电影，凭借记忆和资料我们可以确定那个时代并没有如此和谐，还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在很多方面比那时更差。这部电影也是一部普法的宣传片，张艺谋用老百姓看得懂的方式，让很多人明白了该怎么告状。这也是这部电影的伟大之处。

街上的女人抹着猩红的嘴唇，头发烫成层叠的卷堆在头上，高跟鞋笃笃作响；行人步履匆匆。来不及感受周遭燥热的空气―― 一切都开始加速前进，欣欣向荣，似乎某种力量正在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