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顺二年（1458年），两广巡抚叶盛。剿平动乱需要大笔军饷，发现巡捕人员竟有勒索客商情节：“如近日事发奸贪暴横军民丘瑜、李逵等，每盐一引索银四分，公然卖放越过南安地方。”这使叶盛产生了将原海北、两淮的盐销区变成运销广东盐，将客商原本的贿赂行为制度化、合法化的想法。叶盛题请令见在支盐客商人等，今后支出官盐有愿装往江西南安、赣州并广西梧州等府地方发卖者，先将盐数备开，状赴布政司报名，每盐一引定于沿河缺粮仓分纳米若干，取获实收至日，布政司给与印信文凭付照，听其过境发卖。

这虽是权宜之策，但到天顺五年（1461年），叶盛又以“海北地方连年不宁，江西南赣二府去淮泄远”为由，请准广东盐愿装往梧州发卖，“每引定于梧州府仓加纳米二斗”，往江西南、赣二府“每引于南雄府仓加纳米一斗”，“以助军饷”。按照后任巡抚陈金的说法，“商人支领官盐有限，收买私盐数多，私盐之利远过官盐数倍”。地方大员深知当时盐业开中的漏洞，虽“知商贩私盐数多”，但强调“势难尽革，法难尽行”，实际上更可能是出于“地方连年用兵，钱粮无从出办”，而私盐问题正好可以转化来补充军饷。把军饷与余盐的问题结合起来解决是明中期两广政府的创见。

成化初，都御史韩雍又奏准于肇庆、梧州、清远、南雄等地设立抽盐厂，对过往盐商“每官盐一引抽银五分，许带余盐四引，每引抽银一钱”，“名为便宜盐利银”，以备军饷。两广巡抚叶盛从制度上确认了销盐市场，而韩雍则进一步将余盐纳入抽银行列，拓展了合法销盐量。韩雍还将收米改为纳银，据说是“见得收积米多”。

既然目前朝廷已经放开了盐引，可以出银购买，那么就没有必要自己去搞私盐，可是成本太大了，章子俊纵有家财也经不起折腾，比如说，要弄到一盐引，就要花费五石粮去换，换好后朝廷还要每引抽银一钱。先说五石粮就是六百斤，此时的粮价是四到六钱银子上下，那么取个中间值算五钱银换一石粮，六百斤粮食换算成银子大约是三两银子。一引盐是二百斤，也就是说二百斤盐等于三两银子，最加上官府抽取一钱银，从盐场运往梧州的抽盐厂人工费、中转运费五钱银，从梧州发散到各地的驮运费，船运费，搬运费等，地方抽税又是一钱银，加起来大约二两银左右，商人的利润加个百分之三十的话，那么二百斤盐合计是五点四五银。再来换算一下一斤盐大约是三钱不到一点，二钱七分左右。在这中间不能有损耗，不能有额外的开支，也不能有各地方巡检司的克扣等，那么咱们再来核算一下猪肉价是每斤二十五铜钱左右，铜钱在明代穿成串，一般每串一千文铜钱，叫做一贯合一两银。也就是说一斤猪肉等于二分五毫银，按一钱银等于一百枚铜钱计，可买四斤猪肉。可想而知在明朝为何一斤盐要二钱七分左右吧。

从盐场到百姓手中，中间环节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就因为一个中开法，弄的盐价过高，而不是产不出盐，还有就是大量余盐变成私盐。所以从成化朝起，不得不改良中开法，到目前为止，用银代粮换盐引的做法兴起。这样也挡不住盐价过高，加上靖江王府垄断了盐的零售价，广西的盐已经飙升到一斤盐一两银的地步，百姓只能造反了。